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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九三先贤:樊弘教授的精彩人生
                发布日期:2018-03-29 来源:团结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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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北京大学一级教授樊弘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、教育家,九三学社社员。1949年10月1日,受邀与毛泽东、周恩来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,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。 北大学习 1900年,樊弘出生于重庆江津县朱沱镇,19岁时考入北京大学,正值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,国家处在被瓜分的边缘,我们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“五四”运动中的北京大学已经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,樊弘一个热血青年,以救国救民为己任,立刻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北大学生运动之中。他还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,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干事。 樊弘在北大英文系读了一年之后,他对研究政治产生浓厚兴趣,即转入政治系学习。北大的政治系以周鲠生为主任教授,主要学习国际政治,樊弘是刻苦读书之人,加之英文也有了一些功底,于是在周教授的指导下,遍读名人著作。两年后,即1925年发表第一部长达200余页专著《劳动立法原理》。此书是中国劳动法方面最早著作之一。与此同时樊弘还受到胡适的青睐。北大的毕业生虽多,但是能得到胡适欣赏的并不多。胡适先生对他很赏识,二人也多有交往,樊弘对胡适非常尊重,视为导师。胡适非常愿意帮助樊弘,并推荐他去英国做研究,招考工作是由清华大学陈岱孙教授负责。樊弘多年以来一直很想出国深造,但苦于没有经费不能成行。听此消息,喜出望外,当天便抱着自己一叠著作,去陈岱孙教授处报考了。不久,经陈岱孙教授审查合格,樊弘被批准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。 剑桥留学 1937年樊弘来到英国剑桥大学,当时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,而剑桥大学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,这里有著名的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及他的学生庇古·罗伯逊,还有凯恩斯和后来成为剑桥学派实际领袖的罗宾逊夫人等人。凯恩斯等主持的每周一次的经济学世界讲坛,人称“剑桥学术圈”,开展经济学学术讨论。各国经济学家们群英荟萃,在讨论会上各抒己见。 樊弘的导师道布先生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闻名于世,对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很有研究,还曾是一名英国共产党员。与凯恩斯齐名的罗宾逊夫人后来也成了著名的“左派”,曾经提出“向马克思学习”的口号。樊弘和她有很好的私交,20世纪50年代初,在樊弘的邀请下,罗宾逊夫人初访中国,由樊弘接待。在经济学名家云集的剑桥大学,他开始了学习和研究工作。在导师道布教授的指导下,他深入研究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和凯恩斯两年前刚刚发表的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这两部经济学上的权威著作,并选定《评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资本积蓄、货币和利息的理论》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。这在经济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课题,对一个中国学生来讲,要完成这样的论文简直是不可思议的。当时樊弘的一位英国同学曾好意对他说:“我是剑桥经济系本科毕业,又读了两年研究院,我是绝对做不出这样题目的论文的。”他想劝樊弘另选题目。但樊弘决心已定,没有动摇,继续潜心研究。 一年半之后,论文完成了,放在道布教授的面前。谁知道布教授看了之后,认为不成功,甚至劝他放弃这个题目。两年的学习时间已过了大半,樊弘心中仍想继续完成这个题目,但手中的钱已所剩不多了。继续下去,生活也将陷入困境。在此关键时刻,在一位四川籍的同学接济和鼔励下,樊弘坚定了自己完成这个题目的信心,重新做研究,重新写论文。在不断的研究之中,他终于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的不同之处,认为凯恩斯知道的马克思都知道,而马克思已经知道的凯恩斯却并不知道。在新的论文中,他主要用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去揭示凯恩斯经济学说的缺陷与不足,并对凯恩斯的观点和理论有所批判,认为他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进行了有意无意的歪曲。这样他改写的论文便有了新意。他为了争取时间,每天早上吃过早餐之后,便去剑桥大学图书馆,专心写作,深夜才回家。如此埋头苦写三个月之后,论文又放在了道布教授的面前。一开始,道布教授以怀疑的眼光来阅读,待到看完时不禁拍案叫绝,认为是难得的好文章。对如日中天的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批判谈何容易,道布教授马上通知系里,让其他教授一同来审阅,阅过之后大家都说好。剑桥的教授们素以治学严谨著称,难得有研究生的学术论文为他们所称道。道布教授将此文推荐给著名的经济学术杂志《经济研究评论》发表。不久樊弘就接到杂志主编的来信,说他认真阅读了樊弘的文章,认为是一篇很好的学术论文,同意发表,并说杂志是季刊,且下期准备发表的四篇文章已经排定,但因樊弘的文章很有学术新意,就决定将一篇原定的文章撤掉,换上他的文章。樊弘受到剑桥大学经济系教授们的一致好评,与许多教授、同学结下了友谊,其中包括罗宾逊夫人。樊弘的这篇论文发表以后,对当时的经济学术界有一定影响,其后有许多剑桥学者也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。凯恩斯看了樊弘批判他的《通论》文章,没有提出任何异议。这篇文章有它的历史定位,1968年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《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》所收录。樊弘教授是一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,十余年潜心研究经济学,终于获得了成功。自此樊弘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授。 北大任教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,樊弘教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,本应随校返回上海,但同时又接到母校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授的聘书,最终决定还是返回北京大学任教,樊弘教授回到母校, 可谓是如鱼得水,北大的校长正是他在北大做学生时,他最尊崇的胡适老师,在那里能更好地实现他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。当时全国上下对蒋介石政权的贪污腐化不满,1948年3月29日,既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,也是华北学联成立的日子,北大学生会决定在北大举行纪念大会。樊弘、许德珩、袁翰青三位教授在位于沙滩的红楼北大民主广场上,做救国救民的演讲,慷慨激昂,振臂高呼,台下群情振奋,成千上万的学生们鼓掌叫好,一呼万应。许多青年学生受了他们的影响走上革命之路,樊弘与许德衍、袁翰青三位教授,还被青年进步学生们称赞为“民主三教授”。 樊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,他对马克思、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均有精深的研究。他一生发表专著十余本,论文100余篇,涉猎经济学的诸多领域,以及政治学、法学、社会学等学科。而且,他的学术论文大多是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。作为一个教育家,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德育,许多学生受他影响走上进步之路。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,鼔励学生发表文章,他的一些学生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在北京大学纪念樊弘从事教学55周年的大会上,他这样说:“只要一息尚存,就努力去攻克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顽固堡垒,攀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珠穆朗玛峰!”同时他多次通过著文、直言等方式,对北京大学的办学提出自己的意见,尽了他一个北大人40年执教生涯的一份责任。 1988年4月18日,樊弘教授结束了他精彩的一生,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。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,首都经济界、教育界等200多人参加了樊弘教授的告别仪式,逝世后,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悼文,对他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。(本文作者系樊弘先生侄孙张涛)